复兴文学 > 罪全书全集(《十宗罪》原著) > 罪全书前传_第3卷僵尸娃娃_第十二章华城车站

罪全书前传_第3卷僵尸娃娃_第十二章华城车站

推荐阅读:神印王座II皓月当空深空彼岸明克街13号弃宇宙夜的命名术最强战神全职艺术家重生之都市仙尊花娇特种奶爸俏老婆

一秒记住【复兴文学 www.fxwx.net】,精彩小说无弹窗免费阅读!

    第十二章华城车站

    1998年8月12日,清晨,大雾。

    华城鹤洞桥附近发生车祸,一个腿脚不好的乞丐过马路时被车撞死,交警从乞丐的贴身口袋里发现了几袋冰毒。

    1999年10月22日,晚上9点,华城海珠广场人流穿梭,一个乞丐跪在霓虹灯下,他的面前有个鞋盒子,别人给他钱,他就磕个头,不说话,他可能是个哑巴。哑巴的两个孩子也都跪着,其中一个大点的孩子正撅着屁股向旁边一个卖花的女孩挤眉弄眼。

    有个穿西装戴帽子的罗圈腿老人,也许是喝醉了,走过乞丐身边时,像扔一张废纸那样随手就扔到帽子里一百块钱。老人走出很远,听到一声尖叫,回头一看,那哑巴乞丐正拿着钱对着灯照呢。

    乞丐的两个孩子蹦跳着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上面的**。”

    他们听说过有这么一种新版的红色百元大钞,现在,他们亲眼看见了。

    哑巴乞丐兴奋地开口说话了,他说:“哎呀,老天爷,都摸一下吧,别抢烂了。”

    旁边那个卖花的女孩立刻追上去,对老人说:“等一下,您买花吧。”

    老人打个饱嗝,眯着小眼说:“怎么卖啊?”

    女孩说:“八块一束,不贵,花多好看。”

    老人掏出一百块钱说:“我全要了。”

    “一共十二朵,九十六块钱。”卖花女孩接过钱,厚着脸皮说,“别找了,我也没零钱。”

    老人说:“那不行,你得找钱,那个人是乞丐;你,你是一个商人。”

    卖花女孩愣了愣,很快反应过来说:“我就是个卖花的,你等着,我到那边换零钱。”

    老人看着女孩拐过街角,不见了。

    老人叹息一声,将花扔进了垃圾箱。

    这个老人就是三文钱。

    几天后,三文钱又出现在海珠广场,他对“哑巴”乞丐说:“给你一百块钱,你帮我把这包东西送到环江路的赛迪娱乐城,回来,再给你一百块。”

    “有这好事?”乞丐问。

    三文钱将一张百元钞票放到乞丐面前的鞋盒子里。

    “你咋不送?”乞丐问。

    “我有事。”三文钱回答。

    “到了那里,把东西给谁?”乞丐问。

    “找霍老板。”三文钱说。

    “包里是啥子东西?”乞丐说着,打开了帆布包,里面有两块砖头,用报纸包着。

    “就这个,”乞丐问,“两块红砖?”

    “是的。”三文钱回答。

    犯罪分子运毒的方式一般采取人货分离,找个傻瓜当替死鬼,即使被警方抓住也说不出上线是谁,在运送过程中,会有马仔暗中跟随,以防不测。毒贩藏毒的方式更是千奇百怪,香港张伟艺将毒品藏在西瓜里,海南解风平将毒品藏在椰子里,上海人周某将摇头丸藏在蜡烛里,云南人李某将海洛因伪装成糯米藏在几麻袋糯米里。

    三文钱的那两块砖头就是巧妙伪装过的黄砒,黄砒只要进行再加工就成为4号海洛因。

    在1999年春节严打期间,一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在报告中写道:华城市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3万多人,实际吸毒人数至少在5万以上,甚至更多。华城火车站附近肯定有毒贩子的秘密窝点,他们利用乞丐、流浪儿童进行贩毒,据线人举报说这个贩毒团伙的头目是一个外号叫三文钱的人……

    当局领导向蒋卫东了解情况的时候,蒋卫东却失踪了,像空气一样从人间消失了。这份报告后来引起了大案指挥部的重视。

    距华城火车站仅数步之遥有一条街,叫作登【31更新快】峰街,密布着大量出租屋,很多外来人口就聚居在这里。

    登峰街有一家富贵菜馆,厅堂简陋,不事装修,然而却天天爆满,食客云集。

    华城人好吃,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都能做成盘中美味。他们把赚钱叫作“揾食”,由此可见一斑。很多旧街陋巷都有美食所在,惠福东路有一家卖云吞面的小吃店是在地下室里,潮州巷有个卖卤水鹅的把店开在了居民楼的楼顶,环市路上南海渔村的一条铁壳船上有家海鲜餐馆,若不是有人指引,这样的店很容易就错过了。

    在20世纪80年代,华城还可以看到一种黑脖子的丹顶鹤,它们从黑龙江流域迁徙到南方过冬,因为华城人的捕食,这种鸟已经很罕见了。

    富贵餐馆最初经营一种蛇羹,这道名菜是用眼镜蛇、银环蛇、金环蛇、水蛇、锦蛇做成的“五蛇羹”,被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勒令禁止之后,开始推出了新的招牌菜:叫花鸡。

    将黄嘴、黄脚、黄皮的三黄土鸡剖洗干净,用酱油、绍酒、精盐腌制,多种香料碾末擦抹鸡身,鸡腹内雪藏炒好的辅料,两腋各放一颗丁香夹住,然后用荷叶包裹,再裹上酒坛黄泥。地下挖一坑,不可太深,覆土,上面点明火烤一个多钟头,炭火烤半小时,叫花鸡就做成了。

    敲开泥巴,荷叶上油水汪汪,仍旧泛着淡淡的绿色,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鸡肉肥嫩酥烂,膏腴嫩滑。趁着热气袅袅,香气四溢,撕下一只色泽黄灿灿的鸡腿,大快朵颐。若有三杯两盏烈酒,定会豪气干云,无论富贵贫贱,淋漓尽致,嚼得出虎狼滋味。

    我们不得不说这叫花鸡是最正宗的,因为老板以前就是一个乞丐,他就是大怪。

    尽管菜馆内店堂狭窄,又脏又差,但是每天都人头攒动,生意奇好。店堂之后是一个院子,院内有一株馒头柳,两间厢房就是大怪和店伙计的住处。树下摆放着几条长凳,数张矮桌,宾客爆满之后,就会坐在这里,甚至连菜馆门前也摆了几张桌子。

    门前原先有一个铜做的招牌,后来被街上流浪的孩子偷走,吸引路人目光的是墙上贴着的四个歪歪斜斜的大字:乞丐免费。

    这大概是唯一一家对乞丐免费的饭店,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原因,那就是——老板就是个乞丐。大怪从来不掩饰自己做过叫花子的经历,他给很多顾客都讲过他那个吸血的儿子,他说:“我觉得自己是狗,现在我才是人。”人们对他的苦难经历表示同情,对他的慈悲心肠表示赞赏。曾经有报纸电视台来采访这个好人,他拒绝了。他替政府发扬人道主义,替有钱的人施舍,他把善良向外敞开,把恶关闭起来。很多时候,美德只是一个盒子,包装着罪恶。

    这种慈悲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那些蓬头垢面的乞丐出入餐馆并不影响大怪的生意,因为他经营的不是饭店,而是贩毒。只有真正“要饭的”乞丐才会到这里来接受施舍,最初大怪、三文钱、寒少爷只是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组织起来,给他们划分好地盘,每月收取保护费。1997年,三文钱不满足做一个乞丐头子,开始利用这些乞丐进行贩卖毒品,给他们一些残羹剩饭,然后让他们运毒、出货。这个菜馆成为了一个隐蔽的毒品窝点。

    1999年2月,那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曾经来这里进行过两次调查,第一次他买了一只叫花鸡,什么话都没有说;第二次,他又买了一只鸡,走进厨房直接对大怪说:“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大怪问。

    “三文钱。”

    “不认识。”

    “直说吧,我是警察,我怀疑你贩毒,你最好识相点。虽然现在还没掌握证据,我这也不是正式讯问,就是私下里和你聊聊。下次再来,我会穿警服来,你要聪明的话,就给自己留条后路,以后也算是立功表现。再问你一遍,三文钱在哪儿?”

    “在你背后。”

    蒋卫东回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艺术的眼光应该无处不在,并不是只有蚂蚁和蚯蚓才可以看见地下的事情。一年后,登峰街旧房拆迁,从院内的树下挖出了一具骸骨,从一个生锈的腰带卡可以判断出,死者是一个警察。

    大怪站在院里那棵树下的时候,会有异样的感觉,他的脚下埋着一个死人。他用杀鸡的手杀了一个人,他将那警察打晕,勒个半死,像杀鸡那样在脖子上割一刀,将血放入木桶,那木桶里本来有半桶鸡血,慢慢地就注满了。事实上,他一边杀人一边呕吐,直到他把死者埋到树下,他感到一种虚脱,心里还有一种恨意,他觉得自己刚刚消灭了全世界。

    从那天开始,大怪常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胳膊上脸上有很多密密麻麻蜂窝状的小孔,从小孔里爬出肉嘟嘟的白虫子。他并没有感到恐惧,但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泰然自若,恐惧和坦然,他既不选这个,也不选那个,这便是他杀人后的选择。

    2000年8月21日,晚上11点,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走进富贵菜馆,他找张桌子坐下,大怪说:“打烊了。”

    年轻人说:“我找人。”

    “找谁?”

    “三文钱。”

    大怪看着年轻人,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年轻人慢慢地拿起桌上的茶壶与一茶碗放置茶盘中,另一碗置于盘外。大怪看了看,表情有点诧异。年轻人又从邻桌拿了两个茶碗,将四个茶碗横放于壶的左边,第三杯倒满水,端起来,递向大怪。端的姿势很奇特,右手拇指放在茶碗边上,食指放在碗底,左手伸三指尖附着茶杯,大怪以同样的姿势接过茶碗,一饮而尽。

    这是一套江湖茶阵暗语,由明末清初的洪门开创,现代的特警作战手势中也有不少是根据黑帮手势改编的。例如垂下手来,手掌置于腰间高度,掌心向上,手指分开成抓状,这代表“狗”。山西一些农村出殡时至今也有老年人行规范的洪门礼。

    那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就是高飞。

    他摆的茶阵的第一个意思是:自己人。

    第二个意思是:求救。

    大怪喝下那碗茶表示认可了他,应允了其请求。

    我们的眼泪应该从1983年流起。

    潮汕人最先来到火车站周边,他们经营小生意,集聚一些资本后,就开始炒票。火车票、汽车票,成为黄牛党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盈利资源。面对市场竞争,老乡聚合在一起,“潮汕帮”出现了。这是一个以生活地域和方言为划分特征的松散团体,除了倒票之外,还从事拉客。两年后,私人运输的车辆越来越多,一个以华城本地人为主的拉客仔群体出现了。原本互不干涉的“华城帮”和“潮汕帮”开始出现摩擦,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械斗之后,“东北帮”和“湖南帮”悄然崛起。“潮汕帮”失去霸权地位转而向旅客兜售假发票,他们找了一群臭烘烘的老娘们在出站口卖地图和列车时刻表,老娘儿们装成发传单的样子,如果有人顺手一接,那么一大群人马上围了过来,无奈之下,只得花高价买下才安全走掉。

    在1990年上半年,操东北口音的在火车站无人敢惹,下半年换成了湖南人称霸一方。华城人也开始雇用外省的无业游民,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华城火车站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势。

    1991年,春节前后的“民工潮”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客流高峰迅速出现,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滞留在华城火车站,几千人流浪街头。华城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迅速恶化。从事非法营运的黑车越来越多,数以百计的拉客仔将人哄骗上车然后将旅客在半路甩下。

    “踩脚帮”和“丢钱帮”就是那时兴起的。

    “喂,小子,你踩我脚了。”一个人故意往你的拉杆箱上踢一下,然后对你这么说。在这一刻,你的机智和应变能力会受到考验。

    你有三种选择:一、若无其事的继续往前走;二、大吼一声滚蛋;三、低三下四地道歉。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导致一大群痞子把你包围,包围之后就是敲诈和勒索。

    “丢钱帮”属于一种低劣的骗术,利用人贪财的心理,很容易被识破。值得一提的是,华城火车站附近的骗子在恼羞成怒之后会实施抢劫,也就是说,这是一群伪装成骗子的劫匪。

    随着警方的打击,不少犯罪团伙不得不另辟蹊径,“湖南帮”在逃避警方打击的过程中改变了作案方式,利用孕妇儿童、病人和老人来卖假钞和假车票。以四川人张凯为首的犯罪团伙,开始拐卖和强迫妇女卖淫,他们在华城火车站四处寻找那些从外地来打工的年轻女子,以介绍工作为由,骗上车将其拐卖。广东陆丰县一个以**度日的老光棍,花8000元买了一个媳妇,多年后,当地警方将那女子从一个封闭的石头屋子里解救出来时发现,女子已经精神失常。

    1991年,内地的“发廊”还被称为“理发店”,而在华城就出现了不洗头的“洗头房”,还有很多小旅馆。旅馆设施非常简单,多数房间内只有一张由两条凳子架起的床板,那床不是提供睡觉的,而是提供卖淫的。

    1992年,东北人周伟,纠集46名老乡,也开始介入拐卖妇女的犯罪中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联合华城当地烂仔,结伙在华城车站以冒充旅客亲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机等接站的方式,对旅客实施诈骗和抢劫。

    从此,各种新型犯罪现象不断滋生。

    1993年,王井记专门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负责他们吃、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一帮职业小偷出现了。

    广东中山大学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车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调查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来,在一个出租屋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来找你,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就是你的朋友。”

    “直说吧,你丢了什么?”

    “一个包。”

    “包里有多少钱?”

    “一分钱也没有。”

    “那……”

    “就有几张破纸,是一份学术论文。”

    “好,你等我二十分钟。”

    “嗯,请你喝酒。”

    1995年,有一伙喜欢穿黑衣服的人长期在火车站抢夺旅客财物,被称为“黑衣党”。他们大多在晚上活动,如果是在白天,他们就蒙面抢劫。

    1997年,以三文钱为首的“丐帮”悄然兴起。

    1998年,迷药抢劫频发,帮派内称这种手段为“杀猪”,以“河南帮”居多。而后演化成飞车抢劫,又以“砍手帮”臭名昭著。

    1999年,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扎针党”也出现了。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从1983年以来,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犯罪团伙重新洗牌,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例如“拉客帮”被打掉之后,分裂成五大帮派:“郑老五帮”,湖南人,负责站西路一带;“汕头帮”,负责走马岗一带;“潮州帮”,负责沙涌南一带;“刘老四帮”,四川人,负责草暖公园一带;“老杨帮”,也同在站西路。当时五个帮派中,“郑老五”和“刘老四”稍大,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在各帮派之间争抢地盘的过程中,“东北帮”逐渐控制了华城火车站的拉客市场,来自黑龙江省的邹光龙成为了野鸡车市场的老大,他拉拢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很快控制了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又控制了“野鸡车”的客源。

    2000年,以邹光龙为首的华城“背包党”出现。

    “背包党”最初只是为野鸡车和旅馆拉客,后来他们的包里装上假发票、假车票、酒店介绍和**,整日游荡在华城火车站、省汽车站、市汽车站和流花车站之间,主要瞄准外地来穗人员,偷抢首饰、手机、背包,卖假发票,调换假钞。随着队伍的壮大,“背包党”甚至敢与执法人员对抗。在华城火车站,曾经有多次群殴**,几百“背包党”成员与保安数次发生冲突,警察鸣枪才得以制止。

    邹光龙名声渐响,成为华城火车站的黑帮老大,多个帮派都想拉其作为靠山。他开始招集马仔一两百人为打手,向各帮派收取保护费,甚至一个水果摊、一个电话亭都不放过。

    直到一年以后,广东省委领导三度微服探访华城火车站,要求“重典治乱”,华城火车站进驻大批荷枪实弹的武警,开展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严打”行动,邹光龙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这次“严打”中被摧毁,邹光龙被判死缓。

    2000年10月19日,邹光龙的两个马仔率领几十名打手向火车站周边的店铺收取保护费,众多店铺对黑恶势力往往委曲求全,甚至有店铺老板主动寻求保护。在登峰街有一家卖叫花鸡的富贵菜馆拒绝交保护费,马仔令手下将桌椅板凳及门窗等砸得稀烂后扬长而去,临走前威胁说如果晚上不交钱就再砸一次。

    当天晚上,四个人在一片狼藉的店内点着蜡烛商议对策,他们是三文钱、大怪、寒少爷、高飞。

    三文钱说:“这事,忍了吧。”

    大怪说:“挣那么多钱有啥用,还被人欺负。”

    寒少爷说:“咽不下这口气。”

    三文钱说:“咱们斗不过,人少。”

    寒少爷说,“去东北,叫上炮子那帮人,都拿上枪,不信制不了他们。”

    三文钱说:“离得太远了。”

    大怪说:“是啊,咱就是人少。”

    高飞说:“咱的人不少。”

    寒少爷说:“人呢,都在哪儿?”

    高飞说:“火车站。”

    房子里很快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陌生人,挤满了全国各地来的不可救药的二流子,这一切即将使用砖头、匕首和木棍的人都是从火车站广场找来的。

    高飞对他们说,“一会儿,我们要和人打架,每人发100块钱,不愿意的就滚蛋。”

    “150,”人群里一个人喊道,“100太少了。”

    “现在就给钱还是打完再给钱?”

    “打谁?”另一个人问。

    “邹光龙的人。”大怪回答。

    “不干。”房间里的这帮乌合之众听到邹光龙的名字就纷纷而逃,只剩下一个戴墨镜的人站在墙角。

    “你怎么不走,你不怕邹光龙吗?”寒少爷问。

    “刚才有50人吧。”戴墨镜的人说。

    寒少爷说:“差不多。”

    “给我5000元,”戴墨镜的人说,“我干。”

    “你一个人?”大怪问,“你很能打架吗?”

    “打我。”戴墨镜的人指了指自己的脸。

    大怪的右拳还是非常有威力的,他用尽全力,猛击那个人的下颌。然后,他的手痛得像断裂了一样,而那个人则面不改色,微笑着站在那里。

    “能挨打,”高飞说,“不代表你能打。”

    “那好吧,看着啊。”戴墨镜的人先是一个垫步,然后飞身一记漂亮的侧踹,轰隆一声,他把墙踹出了一个窟窿。

    “天,你叫什么名字?”三文钱问道。

    戴墨镜的人回答:“我叫画龙。”